天津北方网讯：“这个脚一直蹬，一只手要拿着纸币，咔哒一下，眼睛还要看着是否编号打印上去了。”今年已经96岁高龄的冯子臣爷爷，一边演示着，一边向记者回忆当年在冀鲁豫边区银行工作的场景，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他，向现在的年轻人介绍起当时在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制造边币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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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96岁了，但冯子臣爷爷看起来神采奕奕，思路清晰，他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经济支撑，我们哪里来的抗战胜利？”他当时参加共产党，深知党的领导、人民拥护和物质保障是基础，才能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现在老人每天读书、看报，在走步机上锻炼身体。聊天中发现，他尤其关注国际国内政治大事，提起当下，他激动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千万人民的牺牲和艰苦奋斗，哪里来的现在的好日子？我们国家现在强大起来了，他们（指曾经侵略过我们的国家）还敢欺负我们吗？他们不敢。”
展开剩余84%出身成长游击区 动荡时局保家乡
从老人谈话的底气中，不难让人感受到，他真实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亲历过这个从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中国，终于强大起来的过程，那种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感染着身边人。
1929年4月8日，冯子臣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他介绍说：“当时我们那个村，有一条从山东菏泽到河南兰考的公路，我们那个地方是抗战的游击区，时局动乱，大概在我8岁的时候，发生了‘七七事变’，我家临近公路，那时候就听长辈们说，日本人要来了，‘小日本’要来欺负我们了。”
或许在冯子臣年幼时期，像许多孩童一样玩耍嬉戏，在游击区出生长大的他，耳濡目染，心灵上有了巨大冲击，那就是日本人欺负我们，我们要反击。“当时我亲眼看见过日本兵一队一队地从我们村上过去，还有他们的飞机，飞过去扔炸弹，也亲耳听过老人讲，很多日本人嚯嚯老百姓，烧杀抢掠的事儿。”冯子臣说。
在亲眼看见日本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害怕，时局动荡对一个成长在游击区的孩童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大概在他九岁、十岁期间，读了两年私塾，后来村里办小学，他又读了半年小学。“当时在1942年，我就读了抗日高小，给学费还管饭，当时已经很好了，但是在后来，遇到了大饥荒，高小也办不下去了，太困难了，我就在1943年休学半年。”冯子臣回忆说。
从小在游击区长大，他经常能见到打游击的共产党、民兵等爱国人士，这对年幼的他来说，耳濡目染，看到、听到的事情早已印刻心中，对共产党也产生了深深的崇拜之情。
促使他主动加入共产党、为革命干事业的，是经常听到长辈、街坊邻里夸赞“共产党对老百姓最好”，潜移默化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冯子臣就有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在家中，他排行老大，父母起初不同意他参加革命，但他深知没有国家的强大，何来小家的安稳，他毅然加入革命队伍，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少年心中树榜样 励志跟随共产党
他不再上学，直接参加了党的工作。“1943年麦子丰收后，我没再去上高小，直接去工作了，当时村里人给介绍去共产党的运输站，在菏泽的安陵集（现为安陵村，隶属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下辖村，当时是鲁西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以为是搞运输的，实际上是鲁西银行，属于工商管理局管辖。”冯子臣笑着回忆说，“见了指导员、所长，当时指导员还考了考我，让我读了一段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来一个负责人把我带到了挨着安陵集西南方向的小村庄。”
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时局动荡，很难评价一名小小年纪的少年能够像现在和平时期成长的少年一样，学习知识是最大的渴望。在那样的场景下安稳读书成了奢望，有志少年们满眼所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凄惨，心中那为国、为家的种子在萌芽、在燃烧，冯子臣与许多励志少年一样，他要跟随共产党干出一番事业。
当时见了股长和同事后，他被带领着进入了地道。冯子臣回忆道：“当时是在农村的一个大院里，里面有个车棚，车棚里有个地道的门口，从地道门口进去以后，我做的工作就是印票子，印鲁西银行的边币。”
冯子臣描述当时干活的场景：“我操作的是转盘机，就是一个脚蹬一个脚站着，一只手输入纸币，一只手拿着，‘啪’！脚蹬一下，转盘机转一下，票子就打印一下。”
当时条件艰苦，他经常一干就是半宿甚至一宿。开始两个人搭配干活，一个人打印编号，另一个人检查编号是否打印上去、是否打歪了。后来慢慢地，就变成一个人干活。
在狭小的地下室，点着煤油灯，地下室只有两个小出口，就是这样艰苦的条件也不稳定，当时他们不能经常在一个地方干活，时常需要进行战略转移。“今天转到这个村庄，明天转移那个村庄，敌人一来，把机器掩埋，把枪、手榴弹都埋在地下，我们就躲起来了。”他说。
冯子臣回忆了当时刚参加工作时，碰上日本人秋后大扫荡的场景。他说：“有一天，鲁西南的日本人秋后大扫荡，我们有个通讯员过来传递消息，告诉大家，赶紧把机器掩埋。在寒冷的天气里，大家刨坑掩埋机器。”
“但那次造成了很大损失，敌人发现了我们两处据点，还牺牲了两名工人。”讲到这里，冯子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鲁西南革命根据地待了两年后，1944年底至1945年初，他们进行战略转移，转移到河南内黄县，与鲁西一所正式合并。
初心使命永不变 忠贞不渝传信仰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在河南濮阳清丰县建立鲁西二厂。他介绍说：“在鲁西南的时候，我们是四所，当时在别处还有一、二、三所，没多久，打响了解放战争。后来，我们转移到河南另一处，没多久，又兵分两路，一支去了河北省魏县，一支去了太行山脉。”冯子臣跟着部队，去了当时条件艰苦的太行山。
“当时我们一局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是晋察冀银行；二局在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三局在山东，印渤海银行的纸币。后来，我们又开始印冀南银行的纸币。到太行山以后，还印了中州（农民）银行的纸币，在1948年以后，就改成了人民银行。”冯子臣如数家珍一般介绍说。
当时的货币种类多样，冯子臣经手印过鲁西银行、冀南银行和中州（农民）银行的边币。窄窄的边币，却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流通货币。
冯子臣继续说：“当时经济斗争形势很严峻，国民党不发给我们钱，日本人不给我们钱，我们自己专门成立银行，印钞票，面值有一毛、两毛、十块、一百块不等，我们自己有了钱币可以作为流通货币，可以发军饷，根据地的老百姓可以买粮食……”
虽然超过了半个世纪，但冯子臣老人对往事记忆深刻，这离不开他近一个世纪坚定的信仰，相信共产党。
“当时我就是想办法打日本人，打日本人就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有扛枪的、有做武器的，我做不了武器，但我可以弄些武器零件，有造手榴弹的，有造币的。”冯子臣说，“参加工作后，1945年1月，我就加入到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切听党组织安排，听党指挥，可以说，我把生命交给党组织了，不考虑、不计较个人生死安危。”
冯子臣的忠贞信仰背后，是从小在游击区长大，了解共产党为群众着想。“从小听到共产党打日本最坚决，亲眼见过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害，我们当时是小孩，我们小伙伴都是这样的想法，都说‘跟日本人拼了！’”他激动地说，“在抗日高小，我接受了一心一意跟党走的思想教育，不怕牺牲，不怕流血。”
1948年12月，冯子臣随部队来到天津，到1949年1月，天津和平解放，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子臣定居天津，并在1950年初，进入到天津的中国人民银行天津人民印刷厂工作，直至1953年，冯子臣被调去速成中学学习，学习四年后，因为学习好，他被保送到天津大学。直到1959年，在天津大学担任团委副书记。1978年，任天津理工学院（现天津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90年12月正式离休。
“现在看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敌人有的我们有了，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了。”回望近一个世纪国家的发展，冯子臣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各方面发展都在蒸蒸日上，人民幸福，国家进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马上迎来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的强盛。另外，看到年轻人朝气蓬勃，我心里特别高兴，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了。”
如今，老人特别希望全世界走上和平发展、共同发展之路。最后，他用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来表达心中愿望。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津云新闻记者苑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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